一个团有多少人(一个团有多少人有几个营)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联合国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上甘岭阵地发起猛攻。

志愿军防守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阵地多次失而复得。双方随后不断向上甘岭地区增加兵力和重武器，使上甘岭发展为局部战役规模。

十月三十日，志愿军十二军协同十五军发起第一次大规模反击，之后奉命接管十五军四十五师阵地。

战至十一月中旬，十二军又一个增援的步兵团，在漫天的风雪中被车运到上甘岭附近的梅桧里。

这是三十四师一零六团，也是志愿军三兵团投入上甘岭战役的最后一个团队。

十一月十五日早晨，一零六团团长武效贤赶到了上所里北山九十二团指挥所。

在山顶的观察所里，武效贤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唐永舜副团长。唐副团长向他介绍了九十二团和九十三团的布防和与敌作战情况。

武效贤回忆道：“当时雪后初晴，寒风刺骨，夜间最低气温达到摄氏零下三十多度。我和唐副团长在观察所里交谈着，冻得直跺脚……”

武效贤入朝时间较晚。他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结束后回到一零六团当团长的，当时一零六团正在金城防御阵地上。

武效贤的入朝时间是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他没有赶上参加五次战役，却指挥一零六团给上甘岭一仗画上了句号。

武效贤说，在他前去兵团指挥部和十二军前线指挥所接受任务时，兵团首长和军首长“明确告诉我，一零六团要在上甘岭打到底，收摊子。

一零六团是不光是十二军，也是二野数一数二的主力团，它还有一个别号——百将团，许多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开国将军都在这个团当过兵。

李德生对武效贤说，十二军已上来四个团了，你一零六团拿上去就再不上别的部队了。巩固阵地后交给十五军……”

武效贤肩上的担子是相当沉重的——能不能打到底？摊子收得了收不了？

武效贤更清楚的是：上级的命令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这一仗最后这摊子，你一零六团负责最后收拾。收得了要收，收不了也要收。

那就意味着，一零六团必须顶着敌人3个师的优势兵力火力，巩固已经夺回的阵地，并有所进展，在十五军重新接收阵地前不给十二军抹黑。

此刻，十一月十五日早晨，在上所里北山的观察所里，武效贤一边听副团长唐永舜介绍着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阵地编成和防御纵深的地形，一边向南方观察瞭望着。

说实话，武效贤这位一九三八年入伍的山西沁源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还是很见识了一些硬仗、大仗、惨仗的。他一直到晚年，仍为自己参加解放战争的光辉战绩感到自豪：

“定陶战役时，打大杨湖赵锡田的整三师，多硬的一仗，我是主攻营的营长。一仗下来，连里剩下的战士还不如炊事员多……”

“挺进大别山，艰苦吧？风雪大别山嘛，我是开路营营长；淮海战役我带的主攻团；进军大西南我又是先头团，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就是我捉住的……”

尽管武效贤对于战争有着很深的阅历，在他率一零六团开到上甘岭参战时心里并没有过分的焦虑不安。

但是当他在上所里北山的观察所里初次瞭望南边阵地的时候，内心还是为之震惊不已。

他看见，南边远山近岭都被刚下过的雪盖住了，一派银色世界，唯独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一小块地方被炮火打成一片黑色的焦土……

黑秃秃的高地上，硝烟阵阵，人影晃动一一九十三团的部队正与敌人激战……

战后他才意识到，一零六团上去之前，阵地已打了一个多月，所有的阵地工事和坑道都被反反复复的炮火摧毁了。

加上气候已进入寒冬，志愿军守的时间又长，缺吃少喝，困难很大……”

武效贤想到、看到的确是实情。如果说到上甘岭战役之惨烈和残酷，那么一零六团将士们将经历的苦难可以冠以“最”字。

首先，阵地早已不成阵地，当他们夜里摸黑潜入阵地时，看到断臂残肢狼藉遍地，不少人真觉得是到地狱走了一回。

其次，在连日激战中，由于阵地上的坑道被敌炮火轰击了一个多月，再难以抗住持续猛烈的轰炸，开始出现坍塌。

在一零六团防守阵地的日子里，陆续有三处坑道被炸塌，造成惨重的损失……

副团长唐永舜晚年回忆说：“天寒地冻，几十人上百人挤在窄小的坑道里。洞里热，人们呼出的热气从坑道口冒出去，像一股烟柱子，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很容易找到轰炸目标。“

“敌人飞机大炮一整天炸个不停，六号阵地的坑道就给炸塌了，人都给捂里头了……晚上反击上去，扒了两天也没扒出来，又伤亡了几十人……”

三营营长权银刚说：“六号阵地的坑道已经被炸成半截子了，八连连长文法礼带着二十多人在里头。十八号白天是他们防守的第一天，敌人来了四架轰炸机狂轰滥炸，硬是把这半截子坑道给震塌了。”

“坑道顶有十几公尺厚，还是石头的，硬给炸塌了，你说得用多少吨炸弹？这一下，出师不利，把我一个排人加上连长都牺牲在里头了……”

“我派人一连四个晚上找，都没找到坑道口的位置。因为他们刚上阵地，对地形不熟。白天敌人进攻，又不能挖。晚上黑，找不到坑道口位置。最后失去了信心，知道人早都牺牲……”

同样的惨祸在一营则遭遇两次。

十一月十九日，二连的一个加强排在二号阵地的坚守中，坑道口被敌机炸塌。

营参谋长李治回忆说，“那个排实际上就是王克勤排，全排无一幸免，全部光荣牺牲。”

当时，团政治处的宣传干事李焰正在一营指挥所，坑道口被炸塌后，消息一传到营指挥所，大家全愣了，指挥所一下子全没了声音，空气仿佛凝固了。

这个加强排由一个副连长指挥，配有步谈机，一共四十多人，全部被埋在坑道里……

当时，营长宜文光立刻向团指挥所报告，并派两个班的工兵冒着炮火赶赴现场挖掘，但敌人炮火拦阻十分凶猛，一批战士冲上去，倒下了；又冲上一批战士……”

营长宜文光回忆起那惨痛的一幕，心情非常沉重：“二号阵地的坑道，原是马蹄形的，敌人已炸毁一个口，只留下一个口，而且很小。”

“坑道内进了四十多人，天又突然下雪，由于坑道里热，早晨就从坑道口涌出一股白气，直升到几公尺高，被敌人发现。敌人出动数十架飞机用重磅炸弹轰击，最终将坑道炸塌，坑道内的四十余人被埋在里边，全部牺牲……”

然而三天后，十一月二十三日，距二号阵地东北侧不远的一号阵地的坑道又被敌机炸塌。这次被埋在里边牺牲的一共有十七名。

据一零六团担架连的代理指导员宁体元回忆，一号阵地的坑道被炸塌后，团里给担架连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烈士的遗体搬回来！

为了保证完成任务，我让担架连的功臣班——八班出动，我点了八班长刘顺国的将……

这个任务对于功臣班来说也并不轻，那条坑道距敌人很近，夜里摸上去扒坑道，既不能用铁锹铲土，也不能用筐抬土，稍一发出声音就会被敌人发觉。

更困难的是，天黑，坑道口的位置很难确定。

不过，八班不愧为宁体元信任的功臣班，他们在班长刘顺国的带领下，借着夜幕掩护爬上阵地，找到坑道口的位置，用双手扒开坑道口。土石一堆堆被扒开，石头一块块被搬走……”

每个人的手都磨得血淋淋的，直扒了三个多小时，才终于扒岀一个小口子。

刘顺国带着一个战士爬进去，用绳子拴住烈士遗体，由坑道口外的人一具一具地拖出来。天亮时，总算把遗体全部运到营指挥所……

在这表面阵地没有什么工事可言、而残缺的坑道又屡屡成为“活埋”人的绝境的阵地上，负责“打到底、收摊子”的一零六团竟熬过了二十八个昼夜。

当然，该团的损失极为惨重。一营参谋长李治曾回忆：战斗中部队随打随补，兵员一批一批换上去，到战后，已经没有几个老兵了。

我记得一连最后清点人数时，第一批上阵地的人只剩下一个新战士冯希孔和一个炸断腿的副排长了。他们一营进入战斗时有七百多人。可实际参战人员先后累计达到了两千一百多人，等于换了几茬人……”

一九三七年入伍的团政委于永贤说：我从三七年打仗，像上甘岭这么残酷的仗我没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没工事。他们团上去时，野战工事一点也没有了，只剩两个半截子坑道，也被炸得随时会塌掉……

反击上去容易，打一阵炮就上去了。但要想守住太难了……部队伤亡大，一边打，一边补，兵员补了七次，前三天打得最激烈，损失惨重。”

十一月十五日的早晨，武效贤和副团长唐永舜从观察所回到团指挥所的时候，确实是忧心忡忡。

武效贤看到指挥所窄小的坑道里，值班参谋和九十二团首长围在一个用弹药箱架起来的小桌边，桌上的煤油灯因坑道氧气不足而显得昏暗，人们的面色显得沉重不安……

那天，武效贤从九十二团首长的介绍中，已经预感到一零六团将会遇到极其严峻的考验。

他意识到，与九十一团防守的五九七点九高地不同，五九七点九地势高，利于防守，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则低于敌人占据的五三七点七高地主峰，在敌人三面火力压制下，很难防守……

武效贤知道，九十二团只打了三天就顶不住了。现在九十三团二营和三营也拿上去了，恐怕也只能撑个三四天……这样看来，让一零六团最后“收摊子”绝非易事。

若干年后，武效贤回想起当时的心情，仍不无自豪地说：“那次才知道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子……”

比武效贤预料的时间还要短些——九十三团的两个营从十四日夜陆续进入阵地，只经过短短两天时间就难以支持了。

十一月十七日，李德生副军长命令三十四师一零六团接替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在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争夺与巩固阵地的任务。

然而，战斗的激烈和残酷程度却是武效贤事先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岀的。

一零六团一营进入阵地的时间是十七日晚上，由于九十三团三营剩余人员没有及时撤出坑道，加上坑道口倒塌，人只能爬着进入。

这样，部队在暴露的地形上停留了几个小时，遭敌炮击，伤亡干部战士二十多人。

一直到天明时，营一线分队才在参谋长李治的率领下接替了一、二、九号阵地及三号阵地的马蹄形坑道，其余阵地均被敌人占领。

进入阵地时，每人只带一壶水、两包饼干和两个萝卜。战士们就凭这点东西与敌人对峙了六天。

最难忍受的就是口渴，尤其是三号阵地坑道内的四十余名战士，由于补给供不上，他们最后全部牺牲。

八连三排副排长刘永年是四川内江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入伍。入伍时，他正在重庆一所中学读高中，并且“还有八个星期就毕业了”。

参加上甘岭作战时，刘永年虽然担任了副排长，但由于过去是当报话员，没直接带过兵，也没经历过大的战斗，因此他心情相当紧张。

刘永年所在的三营八连，是十七日傍晚六时左右，由梅桧里向上甘岭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阵地开进的。

据刘永年回忆说，十七日夜里的反击还是顺利的，主要的战斗在十八日白天。

朝鲜和中国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天亮得早。大概早上三点来钟，敌人就出动八架F-84型飞机对阵地轮番轰炸扫射。

第一批飞机走了，又来第二批飞机；第二批飞机走了，炮弹又铺天盖地砸下来……

打得一直到天大亮了，十来公尺内还什么也看不清，连眼也睁不开，只觉得天空中灰黄一片，人也成了灰黄色……”

上阵地前，团里指示，一个连守二十四小时才算完成任务。刘永年所在的八连近两百号人，打到十八日黄昏，阵地上只剩六个人了，还不包括刘永年本人在内。

这时候，八连副连长张发园带着两个炊事员摸上了阵地。上阵地前，张发园背了四五十个苹果，两个炊事员一个背了一袋萝卜，一个背了十几壶水。

结果，张发园的苹果兜子，被一排高射机枪子弹横扫过去，漏了，苹果只剩下六个。而背水的炊事员则在坑道前不远处牺牲。

张发园和背萝卜的炊事员来到坑道口，刘永年等人看见副连长来了，热泪不由得流下来。大家相互抱在一起，痛哭失声。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进电影《上甘岭》中

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确是“只因未到伤心处”。三营营长权银刚三天三夜没吃饭，却抽光了三条大生产牌香烟。他“眼见着一天打掉一个连，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十八日，三营八连打光了；十九日，七连打光了；二十日，九连又拿上去了。权银刚知道，这是三营最后一个连了，但是没办法，只有拼，反正阵地不能丢在他们手里。

说到九连，权银刚感到很内疚，他说，“九连指导员带队反击，腿给打伤了，没撤回来，派一个班找了几个晚上也没找回来……”

“副连长的死跟我也有关系。那天，我看到敌人老是反击上来，就让九连副连长带人去摸敌人的隐蔽点，结果他两次都没成功。”

“我一问，他是派一个班长去的。我火了，说，你这个副连长是不是怕死？你给我亲自带队去！他就亲自带一个班去了，摸到了敌人的屯兵处，打了一家伙，还弄了几条枪回来。”

“结果在撤回的路上牺牲了……唉，要是我不叫他出去，他也牺牲不了……那天，九连也打光了，我三个连差不多都报销了，教导员忍不住了，抱着头呜呜直哭，男子汉伤心的哭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面对如此惨烈的激战，作为一团之长的武效贤或许是因为压力太大的缘故，显得情绪时常激动而难以控制。

对一营，武效贤发了脾气。原因是营长宜文光报告团指挥所：一号阵地已经被攻占。但是，两天后，三十一师反映说，一号阵地他们交给一零六团，让他们给丢了。

武效贤一听火了，用望远镜向一号阵地观察了一阵，也发现不对劲。

武效贤回到团指挥所，拿起电话就要给宜文光打。“我要他给我拿下一号阵地，拿不下来我撤了他！”

武效贤吼叫着拿起电话，但是没有打出去——政委于永贤上前按住了电话，劝武效贤息怒，把情况搞搞清楚再说。

这件事按照一零六团副团长唐永舜的说法，是“阵地编号不明确”。

他说：“一营参谋长李治把一号阵地当成三号阵地，一直说没拿回来，我说不对，一号阵地他们控制着，他是把三号当成一号阵地了……”

对三营营长权银刚，武效贤也发了一次脾气。原因是三营的三个连队打光后，二营的连队上来接替。

这时，权银刚想：“他们部队都打没了，三营上来接替，二营有二营的领导，我这三营长也该下阵地了吧？”

不料权银刚一请示团指挥所，武效贤却不让他下阵地。

权银刚开始不理解武效贤的用意，不免在电话中向武效贤发几句牢骚；可这一来，把武效贤的火点着了。

武效贤不客气地质问：“你是不是怕死？你要怕死就撤回来，不怕死就给我留下！”

“人家二营的领导都在，我三营营长指挥二营打，这不顺吧？”权银刚有他的道理。

“这你别管，我统一安排交代……”

于是，权银刚留在了阵地上，继续协助指挥二营战斗，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若干年后，提起这段往事，武效贤笑道：“权银刚开始对我不满意。他资格老，也是一九三八年入伍的。我让他留在二营，他有意见。现在他明白了我当时的用意，在二营指挥所一直坚持到最后……”

确实，武效贤把权银刚留在阵地上，协助二营领导指挥战斗是有利于作战的措施。

权银刚三天打光三个连，三天抽光了三条大生产牌香烟，的确得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釆取措施，使战况出现有利的转机。

二十日晚上九点多，二营五连开上阵地。当时，连长朱国法和指导员王润成，到营指挥所接受任务。

据王润成说，由于任务紧急，营首长来不及细谈，在地图和沙盘上做了简单交代后，就领着他们观察前沿阵地。

由于天黑，只能看到从敌人各个工事喷岀的一条条火舌，交织成密密麻麻的火力网……

那时候，营参谋长王满卷告诉朱国法和王润成：“敌人已占领了我六号阵地，要求五连务必于拂晓前拿下六号阵地。”

时间异常紧迫，根本来不及仔细商议作战方案。连长朱国法建议，将全连分为三个梯队：一排由朱国法带领作为第一梯队先行；副连长陈洪范带二排作为二梯队；指导员王润成带三排和炮排作为预备队继后。

这样，在接受任务一小时后，随着我方炮火准备的开始，五连投入了对六号阵地的反击。时间是十一点二十分。

攻击的队伍一脚深一脚浅地在被炸松的尘土中行进，犹如在污泥中行走一般。

当部队行至距敌阵地三百米左右时，敌人突然射出三颗照明弹，将整个山谷照耀得如同白昼，使五连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

霎时，指导员王润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连队遭到屠戮：

上百发炮弹呼啸着在山坡上落下，机关枪子弹急风骤雨似的扫来。连长带领的一排被堵在半山腰进退不得，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去了，连长朱国法也饮弹而亡。

副连长陈洪范带着二排十八个战士冒险前去接应，不想，他刚跃起身，一排子弹迎面扫来。

他身子摇晃了几下，抬起握枪的右手指了指前方，嘴里好像喊着什么，慢慢向前仆倒……其他十几名战士见此情形，急忙冲上前去，均壮烈牺牲……

这时，王润成急忙喝住二排那些还要向上冲的战士，遂用报话机向营长王聚新汇报了情况。营长的指示是：“待照明弹熄灭后再行强攻。”

二十日夜里五连强攻未果。王润成发现天空已微微泛白，眼见任务难以完成，急得头脑发涨……

而在营指挥所里，三营长权银刚、二营长王聚新等人得知五连强攻受挫，连长和副连长相继阵亡的消息后，都心急如焚。

权银刚等人一致认为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必须改变攻击方法。遂决定冲击前不进行炮火准备，利用夜暗以偷袭的战术手段惩治敌人。

二十二日晚上八点，五连指导员王润成将唯一实力未损的三排作为突击分队，由排长胡升高率领，利用夜暗从四四八高地向六号阵地运动，悄悄通过了约一千米的敌封锁区。

九时左右，七、八班已按预定计划进至冲击出发位置。七班甚至摸到了六号阵地主峰下端四十米处，敌人尚未发觉。

三排长胡升高以步话机向营指挥所发岀到位信号。至二十一点十分，权银刚和王聚新等人得知各班均已到位，并完成了一切准备，遂发出冲击信号。

此次反击相当顺利，激战不过十分钟，歼敌一个半班，我仅伤四人，六号阵地又回到我方手中。

这次反击的成功，使权银刚等人从困境中看到了希望。他们几个人商量以后，向团指挥所提出改变战法的建议。

权银刚等人的建议提得正是时候，其时，团长武效贤等人也正在琢磨改变打法的事，可谓上下不谋而合。

但是，武效贤没有料到，当他们将改变战法的建议上报到军前指后，并没有很快得到肯定的答复。李德生副军长要他们到德山岘军前线指挥所面议。

武效贤和政委于永贤一起来到德山岘军前线指挥所。当时，武效贤心里打定主意一定要坚持改变战法。他对李德生说：

“打法不改不行。按三十一师的打法，先是炮火准备，然后炮火延伸步兵冲击，可敌人摸着规律了，一看我炮火延伸，敌人就开炮，使他们损失很大。我三天给打掉四个连……这样不行！”

随后，武效贤等向李德生详细汇报了改变战法的具体方案。之后，李德生副军长沉了一阵，提岀一个问题：

不改变战法，一零六团需要几天时间全部恢复并巩固北山阵地？改变战法后需要多少时间？

武效贤的答复是：如不改变战法，按前一阶段我团四个连队打三天计划，还可与敌争夺四至五天；如改变战法，两个星期后可恢复并巩固阵地，可以打到底、收摊子……”

李德生说：“时间要缩短，一周，七天时间！”

武效贤没敢答应。他大胆向李德生解释为什么七天拿不下来：

其他困难能克服，人和炮弹却不能共存。战士从坑道出来，要走五百多米才能至阵地，几排炮就给拍光了。再勇敢，见不到敌人的面，就完了。

所以志愿军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白天可用火力封锁阵地，让敌人也上不去；晚上以少数人控制制高点，主力展开构筑工事，在山上挖猫耳洞，五十米挖一个。

第一晚上挖成个小的；第二晚上再扩展成可藏两个人的；第三晚上再扩成可藏一个小组；到半山腰再挖一个屯兵坑道，离主峰三十米……

这样既可迅速出击敌人，又可躲避敌人火力，巩固阵地不失守。可是要做到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李德生还是嫌武效贤提出的两个星期的时间太长。当时三兵团已决定十二军从上甘岭撤退休整，因此李德生想尽快交出满意答卷。

但不管怎么说，前方指挥员最有发言权，总不能脱离实际要求部队。

武效贤这样想着，见同来的于永贤政委和师参谋长蒋科都不敢多说什么，只得自己斗胆陈词。

他对李德生说：“李副军长，你要不采取我的意见。那我一零六团打光拉倒，到我牺牲为止；要按我的打法，巩固不了北山阵地你杀我的头！”

问题僵在这儿了。沉默片刻后，武效贤终于长吁一口气，他看到李德生把帽子一摔：“那就按你们的意见打吧，不过要尽量快一点。”

作战方案确定后不久，李德生就率十二军前线指挥所撤离了上甘岭。而一零六团被留下来，归十五军二十九师指挥，继续完成恢复并巩固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阵地的作战任务。

这以后，一零六团的战斗，用该团于永贤政委的话说，“仗给打活了。”

他们不再坚持以往的“阵地每失必反”，而是集中力量守往主要阵地，对其他阵地则以火力控制，即使敌人占了，无非是徒然增大伤亡，最终还得撤下去。

在进攻中，武效贤吸取前几批参战部队的教训，尽量不让敌人摸到规律，一零六团有时前半夜进攻，有时后半夜，有时大白天进攻。

进攻前，有时炮火准备，有时不炮火准备，采取偷袭，搞得敌人防不胜防。

在防守中，一零六团用小兵群战法，你来一个连，我只出一个班；你来一个排，我只出一个三个人组成的战斗小组。

这样一来，一零六团不再以守住阵地为唯一目的，而是以多杀伤敌人为目的，即使派出去作战的人全打光，志愿军也是以少胜多。

当然，更重要的是部队一面作战，一面抢修坑道工事。

在敌人炮火下修坑道是极困难的，选择坑道口既要注意隐蔽，又要适合作战需要。要先除掉被炮火打松了的浮土，挖掘只能用锹镐，挖深后才能用炸药。

而排烟、出渣都要隐蔽进行，防止坑道口被敌人发觉后进行轰炸破坏。战士们边作战边挖掘工事，体力消耗相当大，因此一零六团那时确实也无法派出更多部队去守山头。

经一周紧张作业，北山阵地上又形成了新的工事体系：在一号阵地上共挖五条坑道，各长十七米，另有屯兵洞十二个；

在二号阵地上挖坑道一条，长二十米；九号阵地修复了一条长十九米的坑道；在六号阵地主峰岩石下开掘了一条坚石坑道和五个避弹坑……

这些工事基本上可以容纳一个营的兵力和团以下的火炮及粮弹储存，使防守部队越打越主动，逐步站稳了脚跟。

十二月十六日，十五军向三兵团上报了上甘岭战斗情况，重点表扬了一零六团：

该团自十一月十八日五时参战至十二月十五日共二十八天，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该团是在友邻与敌反复争夺、阵地无工事情况下投入战斗的， 上下一致努力，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地对敌斗争，终于巩固了阵地。

武效贤回想当年，自豪地说：“我一个一零六团打了美七师、伪二师、九师七个团。守阵地二十多天，完成了打到底，收摊子的任务。

当时，伪军的报话机骂一零六团，让一零六团负责监听的翻译听到了：敌人骂一零六团最狡猾，最难以对付。

负责指挥上甘岭作战的美第七师师长韦恩·C·史密斯少将对美伪军三个师一直拿不下一零六团守备的上甘岭阵地也是一肚子恼火。

当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来电话质问上甘岭战况时，恼羞成怒的史密斯少将大骂：“活见鬼了，中国军队一个团怎么打都打不完，我怀疑他们一个团有两万人！”

打完上甘岭后，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特地宴请一零六团连以上干部和战斗英雄吃了顿红烧肉和饺子；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请武效贤给全军团以上干部介绍经验。

在欢送一零六团胜利归建的晚会上，十五军参谋长张蕴钰代表十五军赠送给该团一面锦旗，上面绣着“主动灵活，英勇顽强” 八个大字。

残酷的厮杀终于停止了，然而，许多幸存下来的人却并不觉得欣喜，因为有太多战友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八连的副排长刘永年永远忘不了一位名叫侯超的烈士。

在刘永年等人坚守六号阵地的激战中，全排的力量陆续都投入了战斗。厮杀中，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人越打越少。

在最紧张的时刻，敌人眼看要攻上五号阵地了，营长权银刚在步谈机中用明语直接向刘永年喊话：“六号，六号，五号阵地有人没有？五号阵地有人没有？”

刘永年在烟尘中向五号阵地望了一下，回答权银刚：“营长，我看不清五号阵地，不过，敌人肯定没上来！”

权银刚说：“五号要是没人了，我就用炮轰敌人！”刘永年建议：“先不要炮袭五号阵地，可以打阵地的东南和东北。”

刘永年的建议被权银刚采纳了。果然，五号阵地上还有八连的战士。

刘永年事后得知，机枪班长王安良在五号阵地与敌人整整打了一天，使敌人始终没上来。然后，连里给王安良申报特等功孤胆英雄，给他立了个一等功。

有的英雄连名字甚至都没有留下，评功时的遗漏是在所难免的。一零六团干事李焰就遇到这样一件事：

十二月三日，敌机将二号阵地一个加强排的坑道炸塌，四十多人全被埋进坑道。

前去救援的两个班伤亡很大，埋在坑道里的人无法救出，而敌人则不断地向二号阵地发起进攻。

这时，营长宜文光果断集中全营炮火和各阵地的火力，一齐轰击进攻二号阵地的敌人……

打到将近黄昏时，李焰被指导员王银虎叫到瞭望孔前向阵地观察。

李焰和王银虎在瞭望孔处，突然看见二号阵地主峰下侧的枯树根旁冒出两个人头，转眼又增加到五个人头，显然是敌人摸上来了。

李焰正在发愣时，就见冒起一股白烟，跟着传来闷雷似的爆炸声，五个敌人全倒下了。此后，阵地归于寂静，天色也昏黑了。

这位拉响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战士是谁？李焰立即打电话并派通信员去二连调查，结论说是二排的战士，但查不岀姓名。

因为二排四十多人下午被炸塌坑道口，全部牺牲在坑道里了。这个唯一没被埋在坑道里的战士很可能是派出的观察哨，却又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当然，这位战士的姓名无从查考。

还有两位战友的牺牲让副排长刘永年难以忘怀，一闭眼就想起他俩牺牲的情景。

刘永年是在打退敌人当日第十五次进攻后，返回崖石背后隐蔽时发现八班长高书全负伤的。

他被一块炮弹片横腰扫过，划破腹腔，流出许多肠子，他两手把肠子捂回肚子，靠在石崖背后昏迷着，浑身衣服破烂不堪。卫生员钟兴全赶来为他包扎。

刘永年等人正想把高书全背回坑道，敌人又攻上来了，于是又返回前边打……

再次击退敌人回来，就看见另一个班长朱金元的两条腿断了一一被大炮弹皮截断的，两条大腿根的主动脉都断了，血止不住。他自己爬了不到一公尺就昏迷在那里。

刘永年等人赶紧用急救包给朱金元大腿扎死，止住血……

这时候，上来两个担架员，一副担架，先抬哪个伤员呢？

刘永年说：“开始，看见高书全肠子捂回肚里了，血是流在里边，以为流血不太多，可朱金元两条大腿断了，只有一点肉皮连着，断口处露岀骨头，肉皮育拉着，就想先抬朱金元。

可是朱金元指指高书全，让先救高书全，说高负伤在先，可以救活，自己怕是不行了……

担架员又去抬高书全。高书全勉强睁开两眼，说，同志，不要抬我了，抬朱金元吧。他可以救，我抬下去也没用了……

最后，还是先抬走了断两条腿的朱金元。高书全就那么靠在崖后石头上牺牲了……

当夜他们把阵地交给七连后撤下阵地，一打听，才知道，朱金元还没有给抬下阵地，在半路上就牺牲了……"

十一月十八号那天，在向上甘岭阵地行进的路上，一零六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宁体元和一连指导员陈大章开起了玩笑：

“老陈，你小心吧！你死了我去抬你。”宁体元拍着陈大章的肩膀说。“是你死还是我死，还不一定呢！”陈大章笑着回了一句。

宁体元没料到这句玩笑话真的应验了——当天晚上，担架连指导员王春云负伤，要他去担架连代理指导员……

他到担架连不久，就听说陈大章牺牲了——一连打得很惨，只剩下一个副连长和一个名叫冯希孔的新战士了，那句玩笑话，就成了他们最后的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