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专科毕业生多少(2015年专科毕业时间)
历年出生人口
此前，据泽平宏观的人口报告2019分析，新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会降至1100万，较2018年减少26%！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幕居然提前11年就出现了，2019年出生人口1179万，2020年则是1003.5万则将以上指标全部刷新，再创新低。
过去国家为了降低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好多人在计划生育的号召下“只生一个好”形势所迫下，只生育了一个子女。那个时候人们都是非常重视生育的，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想生不敢生的大有人在。所以，许多人都一度认准一个定理:中国人口永远都是世界第一。所以，人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真的永远都是这样吗？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到了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一度被称为人口大国的中国，也在为出生率下降担忧。
最近几年，出生率断崖式下跌。很多年轻人表示：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敢提生孩子？从愤青到“躺平青年”，越来越多的人陷入焦虑。从被“鸡娃”到步入社会后陷入工作“内卷”，再加上失业率狂潮来临，无数人开始迷茫。
天价彩礼，更是把年轻人想结婚的欲望掐灭了。不是不想结，而是结不起！特别是对于农村的大学生而言，二十三四岁大学毕业步入工作，一不小心就奔三了，如果再奋斗几年，很有可能变成大龄剩男、剩女。如果选择继续深造，考研、考博，更是一步入社会就面临着工作焦虑+婚姻焦虑。有多少年轻人，能在工作3-5年内实现：买得起百万起步的房子+10万起步的车子？没房没车，有多少人能结婚？就是这么现实……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成为了中国发展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如果再没有新生命力的推动，我国的经济必然会被一点一点“啃光”，到时候国家后继无人，大家可以想象到这是有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针对出生率断崖式下跌，国家出台了很多措施，2015年的时候国家才刚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21年又全面放开三胎政策。
但问题是，政策虽然放开了，但大部分年轻人却普遍不愿意生育三胎。其实别说是三胎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连孩子都不想要。毕竟现在抚养孩子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其中教育和房价就是两座阻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大山，所以想要让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得到改变，那就必须要推翻这“两座大山”！
好消息就是，国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两个问题，并且正在想办法解决。高房价问题就不用多说了吧，从2016年底国家喊出“房住不炒”的口号之后，就在不断出台文件限制房价，到现在来看已经有不少城市的房价回归了稳定。而且按照最近国家开始针对二手房市场的态度来看，未来房价肯定会回归合理，到时候年轻人再也不用担心高房价问题。而在教育方面，国家不仅在想办法削弱学区房的价值，还在出台文件降低教育成本，例如教育部前几天局公布了新标准，不允许进行课外辅导并且禁止有偿培训等行为。这样一来，未来孩子的教育成本支出会得到巨大的降低，教育质量也会变得更好。
至于以上的政策的最终效果如何，还得有待时间来验证。
历年毕业大学人数
全日制学历学员已经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并且每年还有1000多万成教学历。预计未来10年，平均每年有1000万全日制大学生毕业，1200-1500万成教学历（远程教育、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开放大学等）毕业。意味着，每年有2200-2500万大专以上学历毕业。
199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在100万左右。而在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500万。仅仅十年间，中国大学毕业人数就翻了5倍之多。速度之快，实在是令世人惊叹!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用十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高校扩招，而高校扩招则促使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校扩招给了大量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让他们得以走出那片大山，走向希望的远方，这才是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
高校扩招后，就会有更多的高校优秀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大量优秀人才的到来推动了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从而增强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发挥出高等教育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作用。
但高等教育大众化也有几个弊端：
1、质量问题。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确实很快，但是由于经费，师资队伍及软硬件建设却没有跟得上教育规模扩展的速度，导致一部分毕业生确实没有达到大学毕业生硬有的素质。对于此问题，一方面要控制增长速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快教学改革，切实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另一方面，要建立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不能用精英教育阶段的质量观看待和评价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
2、结构问题。如前所述，虽然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在大众化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问题也相当突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地位关系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现有学科结构基本上是对精英教育阶段科类结构的复制，即学科存量越大，其学科门类在校生数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比例越高，增量也越大，该学科在扩招过程中的增幅也越大；反之亦然。这反映了一种“存量决定增量”的发展模式。所以，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的学科结构与1998年比较，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而是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比例结构。二是不同地区的高校之间学科结构存在严重的趋同性。
3、高校经费投入问题。2004年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为1009.8亿元，占整个财政性教育经费的22.6％，占当年GDP的0.63％，总额虽然比1998年的383.8亿元增加了2.63倍，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由于在校生规模增加得更快，生均经费大幅度下降。2005年与1998年相比，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增加了3.58倍，由此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由1998年的2892.65元下降到2005年的2237.57元，减少655.08元，降幅22.65％。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由1998年的9829元下降到2004年的6982元，减少2847元，降幅29％。由此，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学校总经费的比重由1998年的64.9％下降到2004年的45.5％。即使学校加上收取学费和其他创收经费，生均经费仍然一直呈下降趋势。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形势下，如何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如何科学制定学费的标准，如何办好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如何保障家庭贫困学生上得起高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大问题。
4、毕业生就业问题。近年来，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毕业生就业率低更是其中突出的问题。按照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主持的“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划分标准，就业率在90%以上表示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率在50－70%之间表示就业有一定压力；就业率在30－50%之间表示就业有一定困难；就业率在30%以下表示可能产生就业危机。2001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70%；2002年6月的初次就业率为64.7%；2003年是高校扩招后本科学生毕业的第一年，6月份的初次就业率仅为50%。从2004年开始，教育部公布的是9月份和12月份的就业率，从2004年起，就业率均在70%以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对中国东、中、西部16个省份34所高校2005年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2005年6月下旬，已经签约的是33.7%，已确定单位并准备签约的为13.5%，准备自主创业的为3.6%，保送研究生为4.8%，考取研究生的为12.0%，准备出国的为2.3%，申请不就业的为4.8%，七项合计毕业生毕业时的“落实率”为74.5%。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学历之间差异显著，专科和高职为59.1%，本科为77.6%，硕士和博士分别为84.1%和79.3%；各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东、中、西部地区毕业生的就业率分别为78.8%、75.1%和65.0%；各类型学校之间差异明显，“211工程”大学的落实率为84.8%，普通本科院校的落实率为70.8%，专科院校的落实率为58.9%；性别之间差异存在，男性的落实率为77.1%，女性为71.2%。在此次调查中，由已经确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对自己的起薪做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20.3%，1001－2000元的占65.4%，2001－3000元的占9.2%，3000元以上的占5.1%。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已直接影响到高校改革与发展，影响到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当前急需对人才需求做出较为科学的预测，需要切实转变学生和家庭的就业观念，政府需要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一定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就业难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对就业的影响开始凸显，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5.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教师队伍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高层次人才、顶尖人才缺乏。纵观国内各高校，整体上尚缺乏一批学贯中西的拔尖人才；高校师资队伍的国际性程度不高，许多重要学科没有形成由国内外知名的学术界顶尖学者为领军人物的学术队伍。
教师队伍数量不足、质量不整齐、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很快，高校在持续扩招的同时却对教师队伍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多数高校缺编严重，生师比过高，教师队伍规模无法满足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普通高校在校生增加了4.1倍，而专任教师数量仅增加了1.64倍。高校师生比为1：17.93，许多学校、许多学科师生比已经达到1：30。
学术精神倒退、学术风气不正、学术道德失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当前，高校教师的学术精神有所下降和倒退。部分教师过多关注各种评审、奖励、荣誉和称号，表现出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不愿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学问。高校教师队伍中的学术风气不正、学术道德失范、学术腐败等问题屡有出现，有的违背基本学术道德，或抄袭剽窃，或请人代写，或署名不实；有的片面追求数量，脱离实际，粗制滥造，甚至篡改、伪造数据；有的热衷于校外兼职，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一切为了学生的观念严重淡漠。
6、高校学费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主要由政府免费提供，政府承担了高等教育的主要成本和几乎所有的直接成本。这种完全由政府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表面上看似公平，但实际上，这样的机制存在两大根本缺陷：一是对于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的人群而言，免费的高等教育是最大的不公。因为在大众化之前，仅少数人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私人收益率很高的高等教育而言，如果私人不分担成本，则显失公平。二是导致高等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
1998年以来，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政府分担成本的比例逐渐降低，私人分担成本的比例不断增加。高校扩招前的199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为78.3％，而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至45．5％。与此相反的是，学杂费收入占高等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4．8％增加至2004年的30．41％。目前，由国家、个人和社会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机制已初步形成。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变革也存在一些问题，这突出表现为私人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比例过高，高校收取的学杂费标准与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997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学杂费标准为1589元，2004年则升至4785元，是1997年的约3．1倍。而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约1．4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约1．8倍。由于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十年来日益扩大，导致对部分地区的部分人群而言，学杂费标准和可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以西部某省为例：1997、年该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99元，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指数为0．82；而到了2004年，该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722元，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指数约为0．36。比1997年下降了一半还多。如果算上学生在读期间的生活、学习费用，对该省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分担高等教育成本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各年龄段学历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