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代国际怎么样(北京时代国际)

消费是城市运作的关键动能，是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力量。从根本上来说，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要满足人们基于不同境况、不同诉求的消费多样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和国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品目繁多的社会消费品争奇斗艳，网络购物、线上线下融合、社区团购等新型消费市场异彩纷呈，大众消费正转向圈层化、多元化和场景化，城乡居民的消费多样性空前壮大。

当前，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以及新兴技术的迭代创新，推动着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万象更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为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消费品市场发展，平添了诸多捉摸不定的变数。

后疫情时代，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语境下，大众消费出现某种一反既往的表现：一方面，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消费品市场的复苏弹性远不及进出口和投资的回调幅度；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愈加重视壮大消费，视消费为挽救经济颓势的“压舱石”。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以来，国内已有超过20座城市提出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宏图。

研究团队认为，在今日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至少要实现三重目标：一是扛住消费下行压力，推动消费品市场的彻底复苏，进而稳住国民经济的大盘；二是保护和壮大消费多样性，将美好消费作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充分恢复城市生产生活秩序，以舒适消费、有效消费慰藉被疫情干扰的居民情绪。

要不打折扣地实现上述目标，挑战不可不谓巨大。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我们从消费多样性的视角出发，系统地阐述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消费趋势的洞察。

时至今日，中国已告别物资短缺的年代，进入繁华绚丽的商品经济世界。消费品之丰富、消费业态之繁博、消费者之多元远超既往，如同寒武纪物种之大爆发，呈现出强烈的消费多样性。2019年年末以来，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这种消费多样性无论是在市场面还是政策面，都显露出新的表征。研究团队将其概括为消费群体的圈层化、消费品牌的创新化和消费政策的集成化。三者相互影响，不断交融，成为地方政府创建消费中心城市的基本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消费品市场的新主导群体正在崛起，潜力群体正在集聚。消费者的画像，正在由过往粗略区分的大类“平均脸”，往更小众、更细分的亚文化圈层下沉。综合已挖掘的数据，研究团队提出，千禧一代和Z时代已成为国内尤其是大型城市的主流消费群体，而不断壮大的“银发一族”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参考马克·麦克林德尔等社会学家的观点，结合中国人口增长态势，研究团队将“千禧一代”定义为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人口，而“Z世代”则是指95后和00后，两者有相当大程度的重合。

千禧一代和Z世代成长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生活较为富足。其消费偏好和消费习惯，与短缺经济时代的父辈截然不同。

这是典型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消费者画像：颜值和质量并重、追求个性、热捧国货国潮，热衷单身经济。其中，Z世代的个性化较之千禧一代中的80后、“95前”更甚。

一些数据能够说明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影响力：2021年，近3亿的Z世代撬动消费支出预计达5万亿元；国潮在过去十年里的关注度上涨了528%；我国目前有2.41亿单身人口，其中9200万成年人独居，催生了庞大的一人居、一人食市场。

如若再下沉至更深的圈层，我们可以观察出“她经济”、单身经济、新中产、“三坑少女”（编者注：指洛丽塔裙、JK裙和汉服爱好者）、盲盒圈等亚文化圈层，其相对稳定而典型的消费品类偏好和消费习惯，绝非过去粗略区分城乡群体、大城市和小城市群体可比拟。

需要指出的是，千禧一代孕育的下一代，亦是当前重要的消费群体。未来婴童消费市场的人口基数将缓慢增长趋向稳定，但在新的消费人群和消费观念的影响下，这一市场将更加精细化与精致化。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银发一族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七普”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2.6亿，占比18.70%，银发人群在总人口中占比已近20%。目前我国养老呈现“9073”格局，即90%左右的老人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养老，仅有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预测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3.63亿左右，床位需求将达到1089万张，需求缺口约为587.4万张。

古典经济学认为，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消费所形成的新需要，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起着导向作用；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成长。大众消费活动中，随着新消费者群体的壮大，越来越多生产者响应新兴群体的个性化需求，不断推出新的消费品和非实物产品，消费品愈加多元化和场景化。在这场变化不断的消费浪潮中，百年老店和新兴的创业品牌不谋而合地走向了创新之路。

我们毫不避讳地承认，大众消费的创新浪潮，最先是由一批成立时间并不久的创业品牌掀起来的。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正是因为面向新的消费群体尤其是Z世代的创新，方才成就了一批新兴的消费品牌。面向Z世代的创新产品具有典型的特征：

一是高颜值高质量，提供情绪价值和“社交货币”，比如排长队、小红书打卡的茶饮品牌“喜茶”；二是不仅限实物，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的融合，提供怀旧的或沉浸式场景，比如火热的剧本杀以及新近流行的露营；三是借助社交网络KOL的疯传，强调互联网运营互动，或者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在生产、营销中的运用。

相较于新兴的品牌，缺乏互联网基因的老字号动作相对谨慎得多。从广州酒家等老字号的行动看，新兴品牌怀旧场景打造等策略对老字号的行动有所启发，场景式消费、体验式消费等新的消费观念正在为更多的百年老店所接受。摆在数以千计的老字号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在守住旧业和旧主顾的同时，让年轻人觉得更好玩，或者满足更加细分的消费群体，将百年的金字招牌再延续下去。

在一“老”和一“新”之外，研究团队还关注到两类较为活跃的生产者。我们将其概括为一“进”一“出”。

一“进”指的是近年来不断进入国内的国际潮牌、美妆大牌和奢侈品品牌，这些国际一线品牌倾向于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开设国内首店或区域首店，看中的是不断跃升的富裕阶层，以及千禧一代中部分收入不菲的“新中产”；

一“出”指的是近年来热衷“出海”的国内知名制造企业，比如美的、海尔，这些企业的出海能够稳定营收大盘，国内国际的双循环也让企业的创新有了新的可能。

消费政策是地方政府调节消费市场的重要手段，某种意义上也是消费市场变化的响应。相较于早年备受关注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消费政策在地方政府文件中的着墨比重并不多。

然而，研究团队梳理过去十年的数据发现，地方政府对“新型消费”的关切在2020年出现了热度的峰值，并持续保持相对高位。该时间点与新冠疫情的流行相重合——这也就是说，扩大消费、发展新消费被地方政府视为对冲疫情风险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疫情拖累消费增长，地方政府将“提振消费”“刺激内需”视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因线下活动受限，社区团购、直播带货等新消费形式价值凸显，愈发成为促消费政策中的香饽饽。

2015年末，国务院正式在官方文件中提出重视新消费的引领作用（随后也出现了政策文件热度的小峰值），为2020年的大举出台消费政策提供了“应急”的延续性。据不完全统计，至少20座城市已明确提出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2021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经分析政策文本数据，研究团队提出，当前的消费政策，具有明显的集成化特征。所谓“集成化”，指地方政府突破了过往仅仅关注商业街区建设、中小商户培养的窠臼，而进入更多好政策融汇为一的境地。消费政策的集成化，是“大家都标配”的通用举措和“自己才有”的特色举措的组合。

通用举措有着迭代特征，体现地方政府思考的进步。在许多地方政府消费专项方案中，既有扶持商圈、步行街等属于“旧时期”的老举措，还有对“首店经济”“首发经济”“夜经济”等新近热点消费业态的扶持。从词频来看，地方政府最关切的举措分别是建设特色商业街、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提升民生消费便利性（教育、医疗、十五分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建设安全放心消费环境、构建流通物流体系。

特色举措则体现出不少城市自身的特点。一是在共同关切的大类下做出特色，比如在商业街建设上，北京提出建设文化时尚魅力的新地标，上海则培育形成国潮品牌特色街和海派特色商业街区；二是做出人无我有的产品和服务，比如郑州提出打造国际速冻食品产供中心，重庆则立足汽车摩托车产业优势，建设西部地区消费品先进制造基地。

群体圈层化、品牌创新化和政策集成化的相互作用，影响着大众消费市场的变迁。但如同地球复杂的生态系统一般，大众消费存在着地理的分化。因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创建，毫无疑问是不能用一套模板、单一的手段进行的。

为辨识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特征，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构建了一套模型，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消费能力，用消费倾向（即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衡量个体的消费意愿。在数据可得、一致而完整的要求下，研究团队选取48座城市作为样本。这些城市全部为超大、特大城市，或省域的中心、副中心城市。

数据的表现令人惊奇，样本城市集聚在三个象限，而高消费能力、高消费倾向的“双高”城市则较为稀缺，仅有广州、佛山等个别珠三角城市以及“娱乐之都”长沙勉强过线，位于第一象限范围内。但是，此处的“双高”仅是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而言，在国际范畴内，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相对偏低，仍有较大攀升空间。

同样有着高消费能力的北京及众多长三角城市，有着更令人惊讶的数据表现：稳坐收入金字塔的他们，同时稳居消费倾向的底层，聚集于高消费能力、低消费倾向的第四象限。

分布于第二、第三象限的城市则大多位于中西部区域。细分来看，低能力高倾向的城市大多位于东北、西北、西南等，如长春、银川、贵阳等。此类城市受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限制，在有限的消费资源中刚性支出占比较大，故而消费倾向较高。而低能力低倾向的城市则主要由中部省会及其他重点城市组成，相对发展的经济水平与适中的生活压力，共同影响了该类城市居民当前的消费意愿。

对比长、珠三角两个城市群而言，从收入数据上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0000元的15城中，长三角城市占了10个，珠三角城市的消费能力则稍逊之。

但从消费支出来看，多数城市的人均城镇居民生活支出在35000元/年到40000元/年，最高约为44000元/年，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换言之，在当前中国大部分的发达城市里，人们每个月的开销是3000元到3500元。而每月开销的天花板，是人均达到3600元档次的上海。

综合来看，珠三角城市虽然有着稍逊的消费能力，但在消费倾向上却实现反超，几乎集体领先于长三角城市。什么原因导致两个城市群消费倾向的分化？

这是个很吊诡的问题。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发达城市群，从庞大的经济规模到高速的人才流入，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在繁复的数据中，研究团队最终发现了可能的原因。

答案是人口结构。我们提出的假设是，在我国，消费倾向与老年抚养比负相关，但与少儿抚养比正相关。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抚养比(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越高，则该国的消费率越高。但我国国情比较特殊，老年人普遍节俭，银发经济虽然蓄势但至今未真正释放；相较投资养老，储蓄养老才是主流；而80、90后愿意付出更多金钱成本养育子女。

对比两个城市群中最有代表性的五座城市，长三角城市平均老年抚养比为17.9%，珠三角城市仅为7.2%，高达2.47倍的差距。少儿抚养比虽没有如此大的差距，但珠三角仍然以18.4%的比例胜出。在少儿抚养比的正向刺激下，珠三角城市自然有更强的消费意愿。

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不同加剧了两大城市群消费倾向的分化。2019年广东省一人户占比29.3%，2020年升为33.22%，比例始终位于全国前列，呈现攀升之势。如前文提到，家庭规模的缩小，催生了庞大的“单身经济”。

消费能力与消费倾向并不成线性相关，而是呈U型变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消费倾向会逐渐降低，在底部持续一段时间，而后消费倾向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

当前，我国的微观消费倾向还处于降中趋缓的阶段。中西部城市大多位于U型左半边。5万元左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资源有限，衣食住行等刚性支出占据绝大部分。60%左右的消费倾向，也基本位于长三角城市和珠三角城市之间。

不过，长沙是个例外。考虑到武汉2020年疫情影响，我们增加2019年的数据做对比。分析发现，不论疫情前后，长沙消费倾向始终居中部之首，甚至远高于东部城市。与东部沿海城市类似的收入水平、中部最低的房价收入比，以及长久形成的消费习惯，最终造就了这座娱乐消费之城。

需要补充的是，研究团队仅分析了对某类城市的消费倾向影响更加明显的几项原因，但并不仅有上述因素发挥作用。部分领域和部分人群的消费特征可能与前文所述的特征不一样。实际上，每座城市的居民消费行为，都受到宏观上人口结构、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保障的完善程度、房价涨幅，微观上个人对未来收入预期、风险偏好、储蓄惯性等综合原因的复杂影响。

截图自《我国消费倾向的基本特征、发展态势与提升策略》陈昌盛、许伟、兰宗敏、李承健著

繁杂的数据还描绘了城市通向繁荣的途径。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人们的收入持续提高，生存型、保障型的生活支出比重减少，转而为个人的文娱兴趣、教育成长埋单，不断推动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消费多样性得到激发和壮大。

生存还是发展，这是个终极的人生问题。研究团队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保障型消费，包含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二是以满足精神需要为目的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包含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生活用品服务等。

纳入观测的48座城市，在回答终极的人生问题上表现如何呢？

数据显示，半数以上城市居民保障型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超过60%。这一数据可能较往年稍高。2020年疫情使人们整体消费倾向降低，但保障型消费较享受型消费更具刚性，下降幅度更小，故占比相对偏高。但这也能在一定程度说明，基本的衣食住依然是我国城镇居民的主要消费点。

以保障型消费支出前十为例，其占比较高的成因，可以分为两种情况：食品烟酒导向型与居住导向型。

三亚、海口、南昌、泉州等是食品烟酒消费导向型城市，恩格尔系数均在32%以上，其中海南主要城市超过35%。联合国以30%的恩格尔系数为界，将世界各国生活水平分为相对富裕和富裕两个阶段。48座城市中，三分之一城市该指标超过30%。

突如其来的疫情当然是食品支出升高的原因之一。但同一背景下的相对比较，则需回归到城市本身追因溯源。上述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50000元，较低的收入水平或许是制约其消费升级的关键。

对于北京、上海、厦门和郑州等城市而言，居住支出则是造成保障型支出偏高的主要原因，甚至挤压其他类型的消费支出。拥有全国最低恩格尔系数的北京，却有着最高的住房支出占比；相应地，其教育与文娱消费为7.2%，位居倒数第二，仅高于厦门。过高的居住压力，不仅抑制了大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还抑制居民消费类型的选择，从而制约消费结构的升级。

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城市群不存在消费收入的制约，但消费结构各具特色。仍然以群内最具代表性的五个城市为例，数据表明：珠三角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比高，更好“吃”；长三角文娱消费支出占比高，更好“玩”。

广州等五座珠三角城市食品烟酒消费额全部超过1.1万元，占比超30%，而长三角城市的数据分别为1万元、25%左右。

同样舍得在吃上花钱的还有西部成渝地区。成都、重庆收入水平并不算高，较高的恩格尔系数既有刚性支出的不得已，也离不开深厚的饮食文化。

长三角更好“玩”。南京教育娱乐占比为16%，其次苏州为13.5%，而珠三角较高者广佛尚不足11%。文娱消费的领先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促成的结果。

以2022上半年火爆的新休闲方式露营为例，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推出的城市露营热力榜显示，热力值前五座城市中有四座位于长三角地区，杭州和湖州领跑。这或许意味着，该地对创意生活方式与休闲娱乐有着较高的接受度。

值得注意的是，需求随之催生大量新型供给者。《2020年长三角数字文化消费研究报告》显示，七成以上的网络文娱上市公司在上海和浙江，主要行业门类为网络游戏、影视与文化信息，形成了较强集聚效应。

虽然长三角整体文娱消费水平较高，但是全国的翘楚并不在此，而是意料之外的长沙。数据显示，长沙2020年发展享受性消费支出占比达47.5%，文娱消费占比达18.1%，不仅高于中西部城市，在全国也遥遥领先。这既离不开该城较小的住房压力，也离不开长期形成的文化娱乐消费习惯。

观测不同城市的消费现状后，我们有必要梳理地方政府的行动。从具体的行动看，地方政府对新型消费、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反应，在时间上的表现不一。深圳和广州对“新消费”的关切在2016年有初步的提高，这正是国务院刚提出发展新型消费的阶段；而南京自2017年开始保持着高关注度、高活跃度和高丰富度的态势，2020年动态数量更是同比增长6倍。

关注只是第一步。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做出城市的特色，如何做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效果。

研究团队进行词频分析发现，深圳热衷“扶持”企业，南京深耕“文旅”产业，杭州则领先于“数智”行业。

深圳没有老字号品牌，但短短40年里却孕育了仅次于沪京的新消费企业。在深圳上榜的19家新消费企业中，智能家居品类独占鳌头，高科技、智能化是这个城市的最大特点。

从城市分布来看，1128家中华老字号，前五名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和广州共计443家，全国占比39%；而在海豚社统计的2020年150家新消费企业中，前五名城市共孕育了69%的新消费企业，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换言之，从老字号到新消费品牌，深圳取代了天津的地位。

为什么是深圳？从投资的眼光来看，足够大的人口基数、优质的人才储备、距相关产业较近（比如投资机构、媒体、工厂、仓储、电商和营销公司等）、开放和先进的城市理念，这些都是城市对消费企业友好的特质。

这同样与地方政府的积极行动分不开。在深圳453条相关政务动态中，以“扶持”“补贴”“奖励”为标题的动态占比超过11%，内容涵盖政策图解、申报指南、奖励公示等多个方面；在具体措施方面，深圳连续四年实施“促进消费提升扶持计划”，奖励相关消费企业，扶持小微企业。

南京的关键词则是“文旅”。作为古今交融的六朝古都、江南水乡，南京先天条件优越。主政者也深耕这一优势，将建设、推广文旅融合的“南京模式”视为重要任务。

夜经济是南京吸引游客的闪亮招牌。2019年，《打造“夜之金陵”品牌的实施方案》正式发布，从夜购、夜食、夜宿、夜游、夜娱、夜读、夜健七个部分构建古都今日的夜间生活，力求满足各个层次、各个类型的消费需求。

在杭州政务动态的关键词中，电商、数字、直播成为热词。这可以用官网的一句话来解释：“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将是杭州促消费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数智则是杭州打造新型消费中心城市的底气所在。”

杭州的底气既来源于诸多互联网企业与人才，也来源于数智建设的成就。2020年，杭州实现网络零售额8992亿元，是全国首个网络零售额超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为改善内容、生鲜、兴趣等电商新赛道后继乏力等问题，2022年杭州发布《促进杭州市新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从产业生态、产业链、保障体系等多方面进行引导与鼓励。

第一，当前是国内城市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适当时机。一方面，消费圈层的下沉和品牌创新的扩散，为创建行动提供了市场空间和技术实现的可能；另一方面，政策的集成和迭代为创建行动解决了授权和机制体制协同的问题；此外，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为创建行动带来必要性和紧迫性。总之，当前堪称最好的时机。

第二，地方政府需要解决科学化的问题，因城制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立足于资源禀赋优势和文化底蕴，推动城市个性、产业特色以及与不同产业深度融合的战略设计，是保护和壮大消费多样性的必然手段，是通向繁荣的必由之路。当前，部分城市立足禀赋在探索而部分城市有所缺漏，比如重庆推动汽车消费，但武汉作为汽车大市还没有对汽车消费有系统化考量。

第三，营商环境是创建行动的前提条件，地方政府的监管审批速度要跟得上新型消费的发展速度。长远来看，简化办事审批流程、提高效率，推动企业家参与式治理，推动政府服务的精细化，从实际出发制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都是常做常新之事；比如湖州市率先出台关于露营的行业规范，快速成为露营兴旺的城市；在疫情影响的当前，各城市应适当推出中小型消费企业纾困政策，帮助其渡过发展难关，维持消费供需动态平衡；地方政府亦可考虑将消费品牌、新型消费经营主体纳入招商引资的范畴。

第四，一定要提振消费者尤其Z世代等新群体的心理预期，让人们敢消费。近期看，结合具体情形，通过针对性政策刺激与鼓励消费，以更大力度发放消费补贴、消费券等；更长远看，要将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同稳就业、房住不炒、公共服务均等化结合起来，解决系统性问题。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