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叫陈静文静(有多少人叫陈文静)-百科网

有多少叫陈静文静(有多少人叫陈文静)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记性，能不能少给我找点麻烦？”

这是我老婆经常批评我的话。我和她刚刚三十出头，结婚没几年。我老婆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经常参加各种会议，经常在电视上露脸儿。我呢，只是县广播电台的一名小记者。所以不论家里外头，我老婆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育我。虽然我不太买她的账，但对她这已是一种习惯使然。

其实，我也不是记性不好，记性不好能当记者吗？比如我读了一篇精彩的小说，从头到尾的情节我全能记住。比如我在某个场合认识了一个风姿绰约的优秀女人，好长时间我都能记着她。这能说我没记性吗？我老婆骂我没记性，是因为我不听她的忠告，经常在报刊发表一些得罪人的文章给她添麻烦、捅娄子。我除了本职工作外，还有个业余嗜好，写杂文。因为我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的杂文，我对鲁迅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认为鲁迅的伟大在于心中装着百姓的疾苦，装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我写的杂文除了给文学杂志，还经常在省报市报上发表。我老婆这种人是不读文学作品的，但省报、市报她必须看，官员哪能不读报呢？那年我们县新来了个书记，大搞特搞小康村建设。宣传部、电台、电视台全力以赴积极配合，轰轰烈烈造声势。小康村的规划是统一模式的，一律是红砖砌的院墙，钢管焊的铁大门。在本县的电视新闻上看，很像那么回事。

一天，一个在乡镇当副职的挺要好的朋友来了。我请他喝酒，席间朋友闷闷不乐，这不是他的性格。问之，朋友说：“兄弟，你不知道哇，某某书记这个小康村可把我们乡镇整惨了。乡政府落了一屁股饥荒，乡镇领导个个让他折腾得拉稀，农民还怨声载道哇。”

我听了不解，说：“小康村建设应该是你们乡镇脱贫致富的大好事呀。”

朋友说：“别听瞎忽悠，五八年大跃进的浮夸风你知道吧，他搞的这套跟那时差不多，不信你哪天下去看看就知道了。”

周末，我就骑摩托车去乡下转了一圈，真可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农民的红砖墙和铁大门的料钱都是乡镇先给垫付的，到秋天农民卖了粮才能还上。踅入农户进一步了解，发现许多人家仍然一贫如洗，有的人家甚至草房顶上还露着天儿，窗户上还糊着塑料布。还听了农民自己编的一套曲儿：“铁大门，红砖墙，里面围着个破草房。苞米面，土豆汤，稀里糊涂奔小康。”

我就有点恨这个书记了，作为一届领导，你应该先引导农民脱贫。农民手里有了钱，不用你说，他也知道盖新房娶媳妇。农民生活的目的也就是这些呗。可是现在大多数农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上，你整这套花架子无非是为了捞取个人政绩，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你这样做对得起党多年对你的培养吗？我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省报，省报很快就发表了。据说本县第一个看到这篇文章的是宣传部排在我老婆后面的一个王副部长。这小子脸儿都吓白了，二话不说，拎着报纸一溜小跑就去了书记的办公室。

台长打电话叫我马上去她办公室，我一进门，发现台长脸儿比平时白了许多，就说：“台长，你今儿增白抹多了。”

台长好像没心情跟我闹，她把一张报纸杵到我眼前：“你写的？”

我一看，高兴得跳了起来：“嚯，这么快就发表了。”刚想把报纸接过来，台长却抽回手去，啪地把报纸拍到桌子上，“你小子活腻歪了？”

我说：“我活得挺来劲儿的。”

“你死定了。”台长说，“整天价儿没心没肺的，局长找你，快去吧。”

今天这是怎么了，局长的脸也比平时白。不过局长还挺客气，他先让我坐了，又递过一支烟来。局长说：“老弟，你太莽撞了，这样的文章咋能随便写哩？”

我说：“局长，我不是随便写的，我去乡下调查过了，我写的都是事实。”

“唉，”局长叹口气，“事实又怎样，就你一个人知道吗？你惹这个麻烦干啥？真是年轻气盛呀。等着吧，我挨训不算什么，部长（指我老婆）也得跟你不痛快。”

晚上下班回家，刚换上拖鞋，老婆也回来了。我看她脸儿红红的，我知道她这种脸色一般在两种情形下出现：一是跟我温存的时候，一是极度愤怒的时候。但今天我想肯定会是后者。

果然，她鞋也不换，就“噔噔噔”地走到我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啪地摔到茶几上。

“你混账，不是东西！”

我说：“我本来就不是东西，我是人。”

“你这是在整谁，你知道吗？你这是在整我！”

老婆实在气疯了，你想，书记知道了这篇文章是她丈夫写的，能有她的好果子吃吗？

她把一根食指戳在我脑门上，迫得我喘不过气来：“不用你得瑟，你等着，明天我就把你这个记者撤了。”

我没心没肺地笑了：“我相信你有这个权力。不过，你现在这个样子倒挺可爱。”

“精神病！”

我说：“我可能精神有点儿问题，但我正告你，我有良知，我的文章是替乡下四十万农民兄弟说话。我都不怕，你怕啥？”

她说：“你没心没肺的，你怕啥？可我在书记领导下主抓小康村建设，你这么整，我咋办？”

第二天一上班，台长就把我找去了。台长今天脸色好看多了。昨天纯白，今天白里透红了。台长说：“刚才接到上级指示，记者这活儿你是不能干了。咱们多年关系，你看除了新闻部，你想上哪儿？”

我说：“台长，我建议台里也搞个三产，建个配种站，我去配种。”

台长笑了：“扯淡。这样吧，微波站缺个人，活儿也不累，我跟局长说说，你去那儿吧。”我就去了微波站，但我在那儿也没干长，因为我文章批评的那个书记被免职了。原来的县长当了书记。县长是从乡镇上来的，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早就看不惯书记的那套做法，只是胳臂拧不过大腿。县长，现在应该叫书记，在一个全县二级单位的头头儿都参加的会议上点名表扬了我，说我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我们局长当然也参加了会议，回来立马就找台长，台长就又把我调回新闻部，还让我当上了主任。我的名气一下子在小县城大了起来，有时走在街上，常有人指点着说：“瞧，就是这个记者，一篇文章就把那个好整景儿的书记扳倒了。”去乡下我更受欢迎，那些乡镇长拉着我的手甩呀甩呀地老半天不放。他们真心实意地说心里话：“兄弟，谢谢你呀，若按那位书记当时给我们定的硬框框，年底完不成任务，我们就都得被免职回家了呀。”

秋天的乡村夜晚静谧而安详，夜空的星星明亮地闪烁着，成熟了的玉米像一队队列成方阵的士兵……这是农民一年辛苦的希望啊，我的父辈们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我走在乡村的土路上，望着心中熟悉的景物，眼里莫名地涌满了泪水。

我老婆对我的态度也有所改善，起码在家里不再以领导的姿态对我指手画脚了。一次我们亲热之后，她小鸟依人偎着我说：“想不到呀，想不到你一篇文章起了那么大的作用。”

我说：“这说明上级组织英明，能够认真听取下面反映的情况。”

“可你不知道，官场上复杂着呢。”老婆叹口气，幽幽地说，“那些天，我的心整天都提拎着呀。”

“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古人说，侯门深似海。不过咱俩都是党员，应该相信组织，只是下面你们这些人中有一些家伙把许多事情办砸了，给政府的形象抹了黑。”

“话是这么说，不过我求求你，以后长点儿记性，还是少写这类得罪人的文章吧。”

我拍拍胸脯，我很瘦，胸脯上没肉，但也拍得很响。我说：“我不仅仅是你宣传部的记者，我还是人民的记者。”

老婆生气了，掉过身去不再理我。

有人说，大地方记者抢新闻，小地方记者等新闻。这话一点不假。我们电台新闻部六个记者每天上班基本上都在办公室坐着抽烟喝茶聊天儿等活儿。电话一响，活儿就来了，也无非就是四大班子开会，某公司开业庆典，某乡镇什么现场会等等。四大班子不惯着你，你得自己去。其他的，我们也不惯着他，让他一律来车接。四大班子的会能蹭顿饭，去其他地方也好吃好喝。上来的稿子却几乎千篇一律，全是锦上添花。

我当了新闻部主任，分派活儿就是我的事了。

我们这些记者里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本科生也没有，只有我和刚分来不久的一个叫陈静的小姑娘的大专证是真的，其他人都是函授什么弄的证。为了提高大家的素质，我曾请省台市台的老师们来讲课，可是这些弟兄都没有多少事业心，再加上底气不足，所以收效甚微。

分派活儿是件挺挠头的事，肥差大家争着抢着去，没油水的活儿都不愿动弹。部里有一个女记者，人长得像花瓶，肚子里也和花瓶一样空，什么修辞语法通通狗屁不通，却有人缘儿，会来事儿，四大班子开会常点名要她。关于这一点有两个版本的，一是说领导开会很枯燥，瞅瞅花瓶赏心悦目，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养眼；二是说她有个什么表姨夫是市里的大官儿，县里领导是看她表姨夫的面子抬举她。

就是这个女记者，仗着工作年限长了点儿，居然自己印了个“资深记者”的名片见谁送谁。我听说后像吞了一只苍蝇在肚子里，想吐又吐不出来，只知道新华社有资深记者，那还是别人恭维的叫法。她的会来事儿主要表现在对领导的热情上，据说与一位县领导关系密切，曾把自己的照片献给了领导几张。也是怪领导不缜密，让老婆发现了这些东西，来电台狠闹了一把，这个故事得以在市面上流传。她还有一个精彩的段子，一次去饭店吃饭，碰上一个县里的大领导，仓促间想不出一句更好的恭维话，竟脱口而出说了一句：“领导亲自来吃饭呀！”结果那位大领导张着嘴半天没答上腔儿来。

就是这么一个主儿，在同事们面前却爱装大，局长台长都知道她有背景，让着她，同事们也都懒得理她。这种人我看着就来气，现在我手里有点儿小权了，就想点化她。那天早晨人挺齐，我就问她什么样的记者算资深记者，她先是一愣，接着眉毛一扬，说：“你啥意思？”

我说：“我以前只知道新华社有资深记者，现在听说咱们台里也有人印了这样的名片？”

大伙儿哄地一声笑了起来。她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说：“咋的？我就印了。犯法呀？”

我说：“这不是犯不犯法的问题，这就像一个小学生硬说自己是博导，一个士兵硬说自己是将军一样。”

说罢，我就把腿跷到桌子上，嘿嘿地瞅着她笑。同事们也都跟着我笑。

她喊了一声：“我愿意！”跳起来扭着屁股冲出了办公室。

第一个回合，我胜利了。

接下来我就在分派活儿上安顿她，越是点名要她去的活儿我就偏不派她去。一次两次她忍了，第三次她终于翻了，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别仗着你老婆当个小破官儿，你就在这儿人模狗样。我姨夫的官儿比你老婆大多了，你算个什么东西。”

一股火直冲脑瓜门儿，我从来没拿我老婆那个小官儿当回事儿，这不是侮辱我人格吗？士可杀不可辱。我站起来时带翻了椅子，忿忿地说：“你以为别人都像你那么不要尊严？”

她说：“好，你等着！”便一阵风似地夺门而去。

五分钟之后，台长电话来了。局长电话也来了。这女人告状速度够快的。

台长带我去见局长，在局长面前，我首先承认自己与部下吵架不对，接着申诉自己的理由，说她工作上挑肥拣瘦，不服从分配，并且也用语言侮辱了我。局长说：“你大小是个领导，哪能这么不冷静？她刚才当着我的面给她姨夫打电话，说咱们这里欺负她。你看看，这事儿让你整得我两头为难，要不你先停职写个检查吧？”

回来的路上，台长说：“你真是吃饱了撑的，招惹她干啥？人家上边有人儿你不知道呀？”

我与资深记者吵架的事我老婆很快就知道了。我估计是我们局长打电话告诉她的。他们都是平级的官儿，平时哥长妹短的经常在一起。我出了事他得打个招呼。晚上，新闻部的几个哥们儿拉我出去喝酒，说我替他们解了气，要庆贺庆贺，就相拥着去了一家饭店。喝得五迷三倒地回到家，发现老婆正坐在沙发上哭呢，见我进来，气冲冲地把脸背了过去。

我说：“我的事不用你管。”

她忽地转了过来：“你说得轻巧，你知不知道，你又把我坑苦了。”

我说：“我咋又坑了你？”

她说：“我上次去市里开会，××长（资深记者的表姨夫）还亲自过来敬我一杯酒，让我关照一下他的外甥女，并且暗示找机会帮我上一步台阶呢。你这一闹腾，还有啥戏了？”

我说：“你不当官儿活不了啊，官瘾咋那么大？”

她说：“胡说！我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年龄、学历、政绩，啥也不差，很快就要换届了，如果别人上去，我不窝囊吗？”

凭心说，我老婆是个要强能干的女人。听她这么说，我也有点同情她了。

我说：“可也是。要不你今晚就坐车上市里，找到那个××长跟他道个歉，就说我不知道他们这层关系，并且事后悔恨不已，决心痛改前非。”

她想了想，说：“这也许真是个办法。要不咱俩一起去，再带点儿礼物，正好要过年了。”

我说：“我就别去了。你想领导接见女下属，旁边坐个大老爷们儿，是不是……”

她一瞪眼：“你把我当成啥人了？”

我说：“你咋还这么看不开事儿呀，不是你啥人不啥人的问题，是领导喜欢不喜欢这种方式的问题。”

老婆突然一字一顿地说：“不——去——了。”

我问：“为啥？”

她说：“爱谁谁吧，我也有我的尊严。”

“好！”这是我从心里喊出来的。

这天，我与老婆又温存了。

吵架的事，我写了份检查交上去，局里给了个警告处分，免去了我的新闻部主任也就拉倒了。

资深记者见自己占了上风，也就不再闹腾了。

我还当我的记者。除了正常的采访工作，我还经常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了解一些事情的真相，去倾听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呼声，然后形成文字在报刊发表。这期间，我写了某部门个别人利用职权吃拿卡要的现象，文章见报即引起那个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读了这篇文章，号召职工遵章守法，洁身自律。我还写了某垄断行业收费不合理的现象，文章见报后被市里一位主管领导看到了，就派了市工商局、物价局、报社记者联合下来检查整顿这个单位。县里一个主要领导去俄罗斯转了一圈儿，回来就号召郊区农民大种洋葱，说已与俄方签了销售合同，到秋天可以赚一笔大钱。本来我们这里郊区农民主打的产品是白菜、萝卜、大葱，现在领导给创造了新的致富路怎能不响应？于是纷纷大种洋葱。结果到秋天郊区农民把洋葱起出来后，却一个也没卖出去。说是人家老毛子嫌洋葱里面的什么农药含量超了标。郊区农民纷纷抱怨，我听说后，也写了篇文章捅了出去。我的文章深受平民阶层的欢迎，但也得罪了某些人。一天晚上与几个朋友出去喝酒，回来在家门口遭遇了一顿有预谋的砖头雨的袭击，眼镜被打得稀碎，耳朵缝了七针。在医院里，老婆又气又心疼地说：“活该。再叫你没记性，你不写那些文章能遭这个罪吗？”

我当时耳朵正一跳一跳的，疼得闹心，就闭上眼睛不理她，心想：真是当领导当惯了，我这个熊样了，还不忘对我进行批评教育。

她还唠叨个没完：“我就不信，不写那些玩意儿能憋死你？”

我的火也上来了：“对，我写那些玩意儿，就和你想当官儿一样，有瘾。”

小县城不大，谁出点啥事想瞒也瞒不住。尤其是我这搞新闻的挨了顿胖揍那就更是新闻了。第二天，同事、朋友就陆续来医院看我。第三天、第四天竟有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来看我，他们当中有个体餐饮业的小老板，有下岗工人，有教师。他们都读过我的文章，认可我的文章，并因为我的文章披露了某些不合理现象而多少有受益的人。更让我感动的是一位拄着拐杖的七十多岁的老者，大冷的天儿，竟用玻璃纸包了一束鲜花来看我。老者说他是在报纸上认识我的。通过交谈，得知这是上两届的政协主席，是跨过江的老干部。临别时老者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是个好样的，我们的社会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受了点皮肉之苦，可我的心里多么快乐啊。

要过年了，我准备回乡下去看望父母。老婆不去，因为过了年马上就面临着换届，老婆这一段时间精神高度紧张，她需要为上一步台阶而努力。老婆为这事跟我商量，她说：“现在官场上人人都在这样做，这就叫游戏规则。你不做就落了过儿。”我说：“我对这事不懂，也不感兴趣，你自己看着折腾吧。”我就出去与朋友喝酒去了。我这人除了没心没肺，还爱喝点小酒，抽点好烟儿。我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

晚上回来，见老婆闷闷不乐。原来老婆去大领导那儿，大领导却对我提出了婉转的批评。我说：“这怎么可能，几个月前他还在全县二级干部大会上点名表扬过我的呀！”

老婆说：“此一时彼一时。那会儿他可能是感谢你的，因为那个书记不倒台，他哪有机会上来呀？可如今人家是一把手了，在人家的地盘上，你还老写那些有负面影响的文章，这不是给人家心里添堵，脸上抹黑吗？”

我承认老婆说的有道理，现在有的领导，心态就像川剧变脸儿一样叫人不可琢磨，可心里并不痛快。我与老婆刚认识时，她是个多么单纯可爱的姑娘啊，没想到官场上混了几年，就也变得这样了。女人一复杂还可爱吗？

我说：“老婆，与当初相比，也许我们现在彼此都有些失望，好像我们的心越走越远了。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在变化着的，但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我不可能因为某些人的好恶而改变自己的准则。”

她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谁都会说，可你做事总得替我想想吧？”

换届了。老婆终于上了一步台阶，去了一个很有实权的大科局当了一把手。那些日子她忙碌而快乐着。她现在不用骑自行车了，新单位有一辆车供她驱使。一天晚上，我正在网上浏览一篇小说，她回来了，很兴奋的样子。她说：“老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一位县里的主要领导对我很欣赏，话里话外的意思，下一届我有望接替副县长的位置。”

我没理她，继续浏览那篇小说。她有些不高兴地说：“记着，从现在起，你不许再写那类文章了。”

我听她这样说，便也有些来气，就说：“你也记着，从现在起咱们最好互相尊重点，既然咱俩不是一路人，就谁也别改变谁。”

她说：“这是什么话，咱不是一家人吗？一家人就该同舟共济，相互提携。你看咱们两口子都担当点职务多叫人羡慕啊，你是个聪明人，你听话，哪天我跟你们局长说一声，找机会也提拔提拔你。”

我关了电脑：“别恶心我。”

她把茶杯重重地放在茶几上：“不知好歹，我这辈子找你真是瞎了眼了。”

我说：“现在后悔也不晚。”

之后，我俩的关系日益僵化，感情也日益淡漠疏远，连话也懒得说了。她除了早饭在家对付一口，中午晚上一般都在外边。我自己也懒得做饭，就去饭馆儿喝点闷酒儿消磨时间。偶尔不得不说话时，也常引发拌嘴。我嘲讽她俗不可耐，她骂我顽固不化不可救药。一次拌嘴之后，她伤心地哭了好久，待慢慢平静下来，她说：“咱们谈谈吧，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

她说：“也许你说得对，我们真的不是一路人，可当初呢？当初我们怎么谁也没看到这一点呢？”

我说：“当初我们都涉世太浅，但现在事实证明，当初我们两个都错了。”

一个月后，我们平静地分了手。对于我们的事，亲戚和朋友都不理解，他们说：“没听说他移情别恋，也没听说她红杏出墙，一个当官，一个当记者，小日子过得好好的，咋就散了呢？”或许在他们看来，两口子只要没有那种在感情上互相背叛的事，别的都不算什么。但变化还是有的，一些原来见面很热情的人现在见面不那么热情了，有的当作没看见招呼不打就过去了，有的还像见着一个异类一样拿复杂的目光琢磨我，我们局长就是这样。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又一个秋天了。一天，有一个到偏远乡村采访的任务，头儿问谁去，谁也不吭声。我们这个头儿是个好人，就是软弱点儿。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去吧。”话音儿刚落，那个叫陈静的小姑娘站起来说：“我也跟你去。”

坐在开往乡村的大巴上，我对陈静说：“傻丫头，这样辛苦又不讨好的差事你掺和啥？”

“那你咋来呢？”陈静说。

我苦笑了：“我对乡村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我就是在乡村长大的。”

陈静说：“我爷爷奶奶就住在乡下，我常去，我喜欢那里的小河，河边草地上的野花大树，还有那清新的空气。”

我说：“学中文的就是浪漫。”

她说：“浪漫不好吗？”

大巴车在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时已过了中午，完成了采访任务，已没有了返城的客车，我们只好在乡村住一宿，明早再回去。

吃了晚饭，我出去散步，陈静也相跟着来了。陈静来了一年多了，接触并不多，她很文静，很淑女的样子。我们边走边聊，我问陈静：“今年多大了？”

陈静嘟起嘴唇儿，嗔怪道：“太不关心人了，都来了一年多了，才想起来问。”

我说：“我不善于和女孩子交往。”

陈静笑：“就知道写那些辛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