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民园有什么用(天津民园属于哪个街道)

我家是1947年由上海迁到天津，旋即搬进民园大楼居住的，未曾想一住就是十八年，直到1965年经换房搬走。

可以说，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两个姐姐和我在民园大楼3号的院子 --父亲摄于1950年春。

天津民园大楼，地处过去的英租界，在“五大道”中属于规模比较大的建筑，“五大道”独栋别墅居多，民园大楼则属于公寓式建筑。

据记载，民园大楼是由罗尔夫·盖苓(1884—1952)设计的，他是天津解放前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奥地利人。

罗尔夫·盖苓

盖苓在天津开办有盖苓美术建筑事务所，承揽建筑设计和装潢，他和妻子及三子二女在天津居住30多年。1952年8月，盖苓因病故于天津蚌埠道寓所，后来其家属离开了天津。

盖苓在天津期间设计了百余所楼房。民园大楼、香港大楼和剑桥大楼等著名的公寓式建筑都出自盖苓之手，除此之外，盖苓设计最多的是独栋别墅。

民园大楼建于1936—1937年，原是三层，后来又加了一层，整座大楼由甲、乙、丙、丁四个不同的单元式住房组合而成。

我家是在甲楼3号，是朝南的四大间住房，一间澡房，一个大厨房连着一个不小的备菜间。

在厨房出口后门外还有一个小房间，外带一个小厕所，每间住房大约有25至35平方米，过道长廊完全是大理石铺成的，整个居住和使用面积大约400平方米。

民园大楼只有面向重庆道的几户住家有院子，我家是其中一户，听父亲说，我们搬进前的原住户，是位德国人。我们搬进时，父亲用了几条黄金顶下德国人的全套家具，都是进口菲律宾木家具。

母亲不是太喜欢那黑色的家具，总说要换，也没换成，一拖就是十八年，直到1965年搬出民园大楼时，处理了一大部分。记得能打兵乓球的大饭桌，只卖了二十元，没有地方放，母亲只好忍痛割爱。

解放后，民园大楼收归国有，住户按月缴付房租，房租大约是人民币80元。

民园大楼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材料全部从德国及比利时进口。我不是搞建筑的，但知道民园大楼的外墙厚，有四块平放在一起的砖那么厚，听内行讲是“50”墙。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时，天津和平区不同街区的房屋，有不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民园大楼丝毫未损。

民园大楼的地下室是连通整个建筑楼的，甲乙丙丁楼都各有进出门，里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就算是夏季下大雨时，也未见地下室有积水。

尽管如此黑暗的地方，从解放后到文革前，从未听说这里发生过任何刑事案件，难怪我们地段的主管片警--公安民园派出所的老籍同志年年被评为先进民警了。

1955年，母亲决定压缩居住面积，只留下两间大的卧室，前面的客厅和饭厅不再续租。

（上图的旋转楼梯可从四楼俯瞰一楼，设计精巧，不仅注重实用性（节省了空间），还因其独特的造型增加了整栋建筑的美感，我们孩提时经常在此跑上跑下的玩耍。）

不久，新住户搬进。这是一间贸易行，叫“集易贸易商行”，由于是办公用房，他们走院子的大铁门，即重庆道90号大门，早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

为了方便我们进出平台和院子，他们不久就连房门也不锁，允许我和姐姐晚上可以在办公室的几张大办公桌上写作业。

这个贸易行有一位经理范建先生，三位职工，即会计张维英小姐，工友刘万华，职员嘉道（音译），他是一位俄国人。

贸易行订了很多报纸，除了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外，我记得还有工人日报，大公报，《新观察》等不下十几份。

由于“集易”是北欧一个国家的外商代理，所以国外的邮件很多，民园邮局就在附近，当时全邮局上上下下都知道重庆道90号，其实它就是民园大楼3号，即长沙路94号内3号（现在更改为长沙路66号内3号)。

那位老俄职员嘉道，三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很健壮，爱喝酒，常在下班后到邮局旁的小杂货店《上海号》买酒喝，大概喝酒误事，1958年的一天终被炒了鱿鱼。

我那时不过是个10岁的小男孩儿，但生性同情弱势的人，记得他被开除临离办公室时，我小小的心灵，还突然涌上一股怜悯的感觉，因为平时，加上漫长的寒暑假，我总是每天能跟他们见面的。

现在分析起来，这位会说流利中国话的老俄，英文也应不错，因为“集易”公司的业务电报都是由他拟稿打字，然后送范先生审阅签发。

办公室里有多台打字机，每天都可听到嘉道“噼里啪啦”敲键盘的声音。

他应该是“白俄”的后裔，他和妻子和一双儿女住在小白楼开封道的一所公寓里，听说他离职后不久就和家人离开中国去了巴西，不知他和家人至今是否安在？

张维英小姐好像是天津工商学校的会计科毕业生，长得挺漂亮的，我和姐姐称呼她张阿姨，她的钢笔字写得和她人一样漂亮，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整个小学的课本书皮上科目、年级、姓名都是她写的。

她和父母住在成都道西康路拐角处的一个大院子里，后来那里拆掉原来的平房，建成三层单元楼，她的两个弟弟张大陆和张大成是天津乃至全国著名的网球运动员和教练员、她的大妹妹是天津儿童医院的主任医生，小妹妹在北京工作。

集易行的工人刘万华是位憨厚的山东大汉，我记得他负责骑自行车去东站邮局送发往国外的电报。

集易行在重庆道90号的门口，时不时地有北京来的外国大使馆的小轿车，本来，集易就是外资代理商行，与外国使领馆的商务处有业务往来，也无可非议，我记得有印度大使馆和伊拉克大使馆的汽车常来。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还有工会，我还参加过一次去塘沽新建海水浴场的活动，有位于解放路“捷成洋行”的几位职工，还有“怡和洋行”的职工，记得大约有20多人，范先生是外国资方代理，当然不参加工会活动。

1961年，集易精简编制，张阿姨和刘万华被调到市卫生局劳动卫生保护研究所工作，后来得知刘万华患上癌症，我的父母还带我一起到医院看过他，不久他就病逝了。

我们姐弟三人在院子的阳台上。

范建先生的英文相当好，我的第一位英文老师就是他，他教得很认真，还批改作业。听说他是上海人，是大学毕业生，他的太太叫方茂萱，相当斯文的一个人，是重庆大学英文系毕业生。

范建先生在抗战时，曾担任缅甸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中校联络官，曾给到缅甸视察的盟军蒙哥马利将军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退役从商。

据说，1960年5月，蒙哥马利元帅应毛主席邀请访问中国，蒙帅指名要见当年抗战时年青的中国军队联络官范建先生，不过范建先生为人相当低调，从没自我吹嘘过任何事。

可惜，他在文革一开始就惨遭残酷批斗被迫害至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许多冤假错案得以纠正。

天津市有关方面为范建先生彻底平反，推翻“里通外国”的罪名，追认为革命干部，平反后，他的儿子被调回天津，发放了抚恤金，并安排了住房和工作。

1986年我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时，遇见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我国著名内科专家方圻，他充满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胞妹方茂萱和妹夫范建，并跟我说了大致情形，令我吃惊不小，这是后话了。

文革后期，我父亲还是想让我学英语，我就跟天津大学振动力学教授翁心棡的夫人严君佩老师学习。

她的英文好，教得也好。后来我看到一本书《落叶归根》，是她的妹妹严君玲写的，当时的美国总统夫人希莱莉作序，就是写她家的故事。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集易》歇业。

不久，市民政局的处长王维一家搬进。他身材魁梧，目光炯炯有神，沉稳中有不失机警、他待人彬彬有礼，看上去像是位知识分子；王维的妻子姓窦，戴一幅眼镜，也是知识分子模样，挺斯文的，好像是在市公安局工作。

那时，正是第26届世界兵乓球锦标赛后的几年，全中国人都爱打兵乓球，我也热衷于此，但苦于无处可打，正巧，王处长是位业余兵乓球好手。

有一个周末的晚上，他还带我和二姐以及他的儿子王尧女儿王莉一起步行到成都道市民政局的兵乓球室，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场球。

民园大楼原先是一家住一个单元，慢慢演变成“伙单”。市级干部搬进香港大楼，如张淮三、王金鼎、马瑞华、方纪等，而民园大楼也开始被一些委局领导干部看中青睐。

我父亲曾在换房过程中认识了市建委主任姜保忠，他是位1940年入党的老干部，在房子要换成时，我母亲临时变卦儿，把姜主任气得够呛，但也无可奈何。

文革前民园大楼甲楼1号住户姓卢，2号是天津市工商联主委何宗谦、3号是我家、二楼4号是著名中医蒋伯鸾教授、5号是位德国妇女，她的女儿就是天津解放前轰动一时的，所谓民国时期天津《七大奇案》之一：“箱尸案”主角之一的施美丽。

施美丽祖籍浙江，是个中德混血儿，其父施炳元毕业于美国雪力罗斯大学机械系，曾多年在德国柏林数家工厂任机械厂工程师，回国后，历任天津西门子洋行机械工程师、怡和洋行机械工程师、开滦矿务局机电处工程师兼技术秘书，其母施爱兰是德国人，随夫携子到中国定居。

施炳元夫妇有一女一子，施美丽6岁时，就跟随父母到了中国，在天津德国学校上学，17岁时，在礼和洋行轮船部做秘书。

这位德国妇女还有一个儿子，叫施嘉彦，长的很英俊，他是施美丽的胞兄，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他在外贸化工进出口公司上班，他的太太姓王，好像在医院工作，有位双胞胎姐妹。

他们平时见到邻居都打招呼，大家也并没有因为他是凶犯之兄而歧视他，记得小时候，我偶尔见到施老太太总要哭，因为是外国人的面孔！

那时，常德道2号的大房子也住着位德国老妇人，我也是怕得很！现在那里是市委的二招。

张伯父为我们拍的照片

我家楼上是张家，张伯父的相机特棒，拍摄技术也好，我们姐仨常常进入他的镜头，能留存至今，成了珍贵的纪念。

甲楼6号张家本姓叶赫那拉，为清华园校名的书写者、满清中堂那桐的后裔，他家哥仨和我们姐弟是从小的玩伴儿。

咱们的“国舅”王光英住丙楼21号，1960年刘少奇主席来津时，还曾来民园大楼大舅子家做客，记得当天也没有多大警卫阵势。

文革后期，民园大楼住户不断更换，知道的有甲楼住过任过市政府顾问的胡晓槐，加盖四楼也是文革期间的事。

我读过一些有关五大道和民园大楼的文章，提及王光英曾在重庆道的剑桥大楼住过，不过，我1996年在美国接待我父亲的挚友刘海皋，他是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他提及解放前王光英是住在香港大楼。

后来刘海皋买下了整栋大楼，于是王光英搬到了民园大楼。

甲楼7号我不记得了，不过8号是韩家、9号是郭宅，女主人是二十中学的俄语教师姓李，戴眼镜，相当和蔼可亲！

民园大楼甲乙丙丁四个楼各有九户人家，一共三十六户。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可是个值得纪念的好日子，街道居委会在丁楼右侧的大车库举行了盛大的民园大楼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并向全楼居民提供免费午餐---打卤面。

我记得场面相当火爆，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五大道的一大特色，是建筑私密性构成的深遂和幽静的氛围。

这里的住户无论是军政要人，还是成功的实业家，在当时吉凶难卜的社会背景下全都希图安逸，不事张扬，这种心理外化在五大道的环境形象上。

房屋的尺度宜人，倾向低矮，没有高楼；隔院临街，院中花木掩住里边的楼窗，最关键的是，院墙全部是实墙，很少使用栏杆。

最巧妙的是民园大楼的方孔式围墙，它采用百页窗的原理，看似透孔透光，实际上从外边根本不可能对院内一览无余，这就适应了房主人深居与私密的心理，自然也构成了五大道独有的幽雅与温馨的氛围。

民园大楼与相邻的民园体育场、民园邮局、民园派出所以及民园卫生院（在成都道曙光影院旁，即原来的“恩光医院”）、长沙路成都道交口的民园街办事处、常德道上的民园西里等以“民园”命名的建筑楼群，形成了一条别具特色的“五大道”风景线。

写于2008年8月1日

修订于2008年8月6日

注：感谢本群摄影师刘小麦小姐（五大道不是一条道）、李庚翔先生、枉言先生为本文提供了部分配图。

完